【坐马扎，听故事】1895，刘公岛保卫战中的“十三太保”

原标题：【坐马扎，听故事】1895，刘公岛保卫战中的“十三太保”

任务。马格禄以其勇敢表现，赢得了李鸿章和天津海关税司德璀林的赏识，被李鸿章聘用为“帮办北洋海军提督”。马格禄到威海卫赴任时，带“理炮手”一名。北洋海军还通过海关招募了部分炮手和水手，如“定远”的炮手托马斯·梅洛斯，原在上海做警察，而托马斯·黑斯廷、查尓斯·克拉克森、罗伯特·沃尓伯则来自海关缉私艇队。第四种洋员比较特殊，他们是“自告奋勇”参加北洋舰队的，如郝威。1894年11月，经清驻美领馆的推荐，发明烈性炸药的美国化学专家宴汝德与郝威一起来到刘公岛，推荐一种令对手无法瞄准的军舰拖烟技术(但当时国人缺乏近代军事常识，将放烟当作了“作雾”幻术)，因实验材料意外被焚而无法继续下去，宴汝德离开刘公岛去了烟台。而曾经在巴西当过舰长、有着海战实战经验的郝威没有走，“愿告奋勇”地上“定远”舰助战。最不寻常而又耐人寻味的是，郝威此举是“不受酬”的。第五种洋员是因故被困在刘公岛的，如瑞乃尔。日军占领荣成，前锋已抵达桥头集石家河一线，作为绥巩军炮术教习的德籍技师瑞乃尔，向威海卫守将、绥巩军统领戴宗骞推荐了一种“过山炮法”，但性情憨直、刚愎自用的戴宗骞却不买账，认为“隔山打子”“无法取准”，拒绝演练这种打法，瑞乃尔愤而“告假迁避烟台”。经李鸿章指示，瑞乃尔自烟台来到威海卫。此时，日军已开始攻击威海卫南路虎山防线，一些陆军溃勇开始向烟台逃奔，而瑞乃尔毅然上路，留书一封：“倘有不测，请照北洋水师章程，准给家属三年薪水，以为养赡”，大有赴死之慨。甫抵，即被困刘公岛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些洋员如何来，却不知道他们战后的去向。只有郝威，因为与宴汝德来中国途中，在神户被日本人拘押，签署“不与战”的保证书后释放，因此日军在遣返刘公岛降将时，独独将郝威扣留。

“镇远”舰枪炮教习哈卜们。

做了什么日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之日，马格禄即率戴乐尔、郝威、托马斯·梅洛斯驾3艘鱼雷艇前往成山头，惜“中途相失而返”。赵北嘴炮台被日军夺占，威胁威海湾内舰船，戴乐尔等也曾参加了舰艇的炮击行动。而当萨镇冰坚守日岛，与寇血战之际，也有两名洋员奋战在炮台上。这些洋炮手们在炮台上表现如何，已无记载。但中国军队射中日舰“松岛”、“吉野”、“秋津洲”、“葛城”、“筑紫”等的炮弹中，谁敢说没有那些在炮台上坚持战斗的洋员的功劳?更值得一提的是克尔克医生。当时北洋舰队始终为缺医少药所困扰，刘公岛医院里甚至连外科手术所必须的麻醉药也没有。在这种条件下，窗外炮火连天，克尔克医生不为所动，坚持为伤病员“施割锯及其他手术”，并教给协助其工作的戴乐尔以“如何止制动脉并安置软垫”，不仅为伤员减轻了痛苦，也挽救了大量宝贵的生命。积极的作用说完了，我们还要说一说不光彩的一面，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史著中看到的，否则读者会以为我在刻意为洋员们评功摆好。消极作用集中表现在，有些洋员参与了对丁汝昌的劝降，并在丁汝昌自杀殉节之后，直接策划、参加了议降活动。根据戴乐尔的回忆，首先是戴乐尔“与克尔克、瑞乃尔谒岛上二道台，与之商量办法”。之后，戴乐尔又与瑞乃尔在清晨2时造访丁汝昌，“说明现在之境地，并劝其可战与战，若士兵不愿战，则纳降实为适当之步骤。”丁汝昌拒降自杀后，“马格禄、郝威及中国将弁数人上陆，抵道台牛氏家，遇瑞乃尔。郝威倡议假丁提督之名作降书，并亲自起草。书成，译作中文，并钤提督印信。”限于篇幅，本文不过多评价这些洋员的行为，但硬说他们是阴谋家，似过于苛刻而不近人情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，这些洋员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即使起草降书的郝威，也是一个“勇敢逾常之人”，起初他是“反对任何条件下之投降，而主张先将战舰摧毁，然后合海陆军转战至芝罘。”洋人给中国“打工”，有“谋生”的因素，但将自己置身于纷飞的炮火中，似又不能完全以“混饭”视之。这些洋员在刘公岛保卫战之中，虽未能使战争形势乾坤倒转，至少他们实实在在地食禄干事了。只看他们怯懦的一面，看不到他们勇敢的一面;只看他们的投降行为，不看他们的战斗过程，是不会得出客观公正、合情合理的结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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